三峡舒氏恺七公族谱考修

   《三峡舒氏恺七公族谱考修》一书即将问世。编著者舒德焱先生邀我为本书作序，我因才疏笔拙，惟恐有负重托。思量许久，深感盛情难却，才心系笔端，写下这篇愚作。非为序，是游子在外思念故乡父老宗亲的心声。

   我的故乡建阳坪，属于三峡库区，是湖北西部昭君故里兴山县的一个小乡村。这里四面环山尽翠，两河碧水汇流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多姓和谐共居，唯有舒姓居多。原建有舒氏祠堂，为江南天井式建筑，高低错落有致，墙面五彩生辉。上有先辈酒兴之时书写的“忠、孝、仁、义”四个大字，这应是舒氏家族的做人宗旨。记得我小时候，每逢清明，舒氏宗亲欢聚一起，杀猪宰羊，烧香焚纸，叩舷前，以祭先辈于九泉。上世纪四十年代末，祠堂设为乡政府，后又改作粮店仓库，服务于民众。可惜前些年拆了，没有保护好这一名胜古迹。

   祠堂傍依的孔岭下，有舒氏家族的共同始祖恺七公墓。据考证，恺七公原籍江西乐平，于明朝成化年间迁到这里，至今已五百多年，繁衍二十余代。其后裔近万人，分布于兴山全县各地，以及周围的神农架林区、远安、夷陵、秭归、巴东、巫山、奉节等三峡地区，有的还移居区外及境外。五百多年的舒氏家族史，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。因此，用族谱的形式，记载和研究舒氏的由来、生存和发展，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

   人类社会的发展，有人有家才有国。记载研究祖国各民族姓氏的族谱，与国史、方志并重，都属于珍贵的人文资料。具体来论，族谱至少有四方面的价值：一是科研价值。对于历史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政治学、民俗学和人口学的深入研究，均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。二是资政价值。族谱反映的社会变迁和风土人情，可供治国理政者借鉴。三是教育价值。古人云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族谱则是慎终追远的重要载体。四是联谊价值。特别是在城市化、国际化的今天，族谱便于家族成员的联谊，以增进亲情，从而推动社会和谐。

   与国史、方志相比，族谱除了内容和体例的区别外，还有其独特性：首先，族谱更具平民性。史志写的是名人、大事，而族谱记的是众人、家常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人类历史正是由众人的家常演绎而成。其次，族谱更具客观性。史志的编著容易受到当时政治观念的影响，往往不能客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。而族谱则真实记录一家一口的实际情况，9社会政治观念的影响较少，第三，族谱更具可受性。人生一世，谁不希望青史留名？但史志可留的极为有限，族谱则人人有名。因而，更具有亲近感，易为人们接受。

   《三峡舒氏恺七公族谱考修》正是这样一部很有意义、很有特点的著作。它在大量调查研究和深入详细考证的基础上，既将旧谱原件扫描保存下来，又根据研究考证的结果，从舒氏的起源到恺七公以来的二十多代人，重新进行编排记载。涵盖面广，记载较详。是目前为止，舒氏恺七公家族最为完整的一部信史，也堪称同类著述的上乘之作。我为家族有这样一部族谱而自豪。舒德焱先生是恺七公的十九世孙，论辈分是我的族叔。他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，从事教育和行政工作多年，直至担任县级领导职务。在近花甲之年，他独自奔波，四处走访，扑下身子，飞笔撰稿，并筹借资金，使本书出版问世，真可谓呕心沥血！德焱叔为家族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，舒氏子孙要永远铭刻在心中。

   我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泪别生我养我的故乡，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。毕业分配到原福州军区，从军二十二年，成为一名师级干部。后转业到福建省纪委和监察厅，直至担任正厅级领导职务。卸任后，又被选为福建省监察学会、福建省湖北商会、武汉大学福建校友会会长。在近半个世纪的从军从政从群生涯中，往事沥沥在目。但最难忘怀的还是故乡对我的养育之恩，宗亲对我的教诲帮助之情。我愧疚没有给予回报，今借《三峡舒氏恺七公族谱考修》出版之机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：遥祝故乡的建设，伴随祖国的腾飞。科学发展，一日千里；遥祝各地的宗亲，伴随中华的振兴，和谐相处，兴旺友达^[1] 。

   福建省监察厅原副厅长、正厅级监察专员，恺七公第二十代孙：舒化章敬撰